逆境铸丰碑，知己传千古
——折不弯脊梁的诗豪刘禹锡
陕西 任永强
岁月更替，华章日新。2026年丙午马年之际，在阅读刘禹锡诗句时，被他的豪气所感染，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、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”、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、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诗句萦绕耳畔，这份精神深处的不屈与旷达，让唐代“诗豪”刘禹锡的身影在我脑海愈发清晰。这位集诗人、哲学家、政治家于一身的先贤，在逆境中不屈不挠、高歌猛进，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千年的“谪豪”传奇，值得当下我们每个人细细品读。
曾看到有人评价刘禹锡“是一个永远的斗士，勇往直前，绝不退缩，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，也依然坚持不懈”，这话恰是他一生最鲜活的注脚。纵观大唐诗坛，若论谁能在逆境中燃尽豪情、于贬谪里坚守初心，刘禹锡当为翘楚。他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所绘，纵使历经二十三年宦海沉浮，依旧心怀万丈意气，以诗为剑、以民为念，活成了逆境中最挺拔的风骨。
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（公元772年）的刘禹锡，自幼家学渊源，儒学氛围浓厚，加之天资聪慧且勤勉不辍。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，二十一岁的他一举进士及第，轰动当时长安城，此后更连登博学鸿词科、吏部取士科，按制授太子校书郎，正式步入仕途，为他今后施展抱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初入仕途的刘禹锡凭借出众的才能和锐意进取的精神，得到了淮南节度使杜佑的赏识，在其推荐和提拨下，于贞元末年，入朝为官，担任监察御史，与同登进士第的柳宗元志同道合，二人共事宪台，目睹官场腐败、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的乱象，满心都是“匡扶社稷，振兴大唐”的热血。他笔下“马思边草拳毛动，雕眄青云睡眼开”的诗句，无半分少年愁绪，尽是骏马待驰、雄鹰欲飞的抱负，那是未经世事打磨的纯粹自信——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满心以为人生便是繁花铺就的坦途。
可官场从不是理想净土。永贞元年（公元805年），唐顺宗即位后，启用王叔文、王伾推行革新（史称“永贞革新”），刘禹锡以屯田员外郎之职参与核心决策，起草改革文书、整顿财政、罢免贪官、抑制藩镇，全力涤荡时政积弊。然而，这场仅持续一百四十六天的革新，在权贵与宦官的联合反扑下轰然倒塌。唐顺宗被迫退位，宪宗即位后，革新派核心或死或贬，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日被贬为远州司马（刘禹锡为朗州司马，柳宗元为永州司马），列入“八司马”之列，从此开启长达二十三年的放逐生涯。昔日追捧者避之不及，朝中同僚噤若寒蝉，人情冷暖尽显无遗，但这位“斗士”的硬核风骨，恰在逆境中愈发鲜明。
朗州十年（公元805年—公元815年），蛮荒之地的艰苦未曾消磨他的意气。他没有“怀才不遇”的愁绪，反而扎进民间，关心农桑、改良生产：引导百姓种植耐旱的柑橘、茶叶替代低产谷物，传授堆肥技术提高土地利用率，更参与修建城西灌溉渠，引沅江水滋养百亩农田，被百姓称作“活水龙王”。闲暇时，他采集少数民族歌谣风俗，创作出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”的《竹枝词》，那句藏着人生通透的双关语，道尽他的豁达——晴雨无常本是常态，官场起落又算得了什么？他与远在永州的柳宗元书信往来不断、诗文唱和，当柳宗元作《天说》与韩愈论战，刘禹锡即刻挥笔写《天论》三篇声援，这份跨越山水的呼应，成为彼此最温暖的精神支撑。
然而命运的捉弄从未停歇。元和十年（公元815年），刘禹锡奉诏回京，本来是一次转机，而他却不改刚直本性。游玄都观时，见满院桃树，随口吟出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”，暗讽趁他被贬上位的新贵。此举再度触怒权贵，他被改贬为连州刺史，而柳宗元则被贬为柳州刺史。得知刘禹锡有八十老母需随行，播州（最初拟定贬地）路途艰险，柳宗元竟上奏朝廷“以播易柳”，愿以自身更险贬地换取好友安稳。这份“以命相托”的情谊，如寒夜星火，照亮了刘禹锡的贬谪之路。最终经大臣裴度求情，刘禹锡改贬连州，二人在衡阳握别，留下“今朝不用临河别，垂泪千行便濯缨”的赠诗，道尽知己别离的痛与牵挂。
贬谪连州四年（公元815年—公元819年），刘禹锡始终保持初心不改，从而深陷消沉，反而将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初心刻进治理实践：疏浚海阳湖优化灌溉，增设丽隐亭、焚寺瀑布等人文景观；当当地爆发淌鼻呕血之患，他凭医学天分研制廉价药方，编撰《传信方》流传至日韩，解百姓就医之困；更亲自建书院讲学，培育出连州首位进士刘景，打破“无进士”的局面，奠定当地“科第甲通省”的文化根基，被《连州志》盛赞“吾连文物媲美中州，禹锡振起之力居多”。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年），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，在任三年间（公元819年—公元822年），他依旧因地制宜推广梯田耕作，疏浚沟渠解决灌溉难题，同时采风改歌写下“山桃红花满上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”的佳作，更破解教材匮乏困境，让巴渝之地文风渐盛。即便《夔州论利害表》等政见石沉大海，他仍以实打实的政绩，回应着命运的刁难。
宝历二年（公元826年），刘禹锡调任和州刺史。和州知府策知县趋炎附势，三番五次刁难：先将他安置在城南临江的三间屋，他以“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和州思争辩”排遣；半年后迁城北一间半小屋，他又以“杨柳青青江水边，人在历阳心在京”明志；最终被挤至城中仅容一床一案的小斗室，他却安之若素，挥笔写下千古名篇《陋室铭》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……”以高洁品格回应小人算计。
同年，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满，乘船东下途中，于扬州与白居易相遇。此时白居易刚从苏州刺史任上罢官，二人同为贞元年间进士，同年出生（刘禹锡公元772年，白居易公元772年），且均历经贬谪，一见如故。席间，白居易听完他二十三年的坎坷遭遇，感慨赋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：“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刘禹锡挥笔以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见赠》相和：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以“沉舟”“病树”自比，历经坎坷却不改豁达，正如他在夔州所见“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”，大浪淘沙洗尽浮华，唯有真金方能留存。这份通透，绝非强装乐观，而是看透世事的清醒——生命从不会因一时困顿停滞，旧的终结恰是新的开始。他更借“如今直上银河去，同到牵牛织女家”的浪漫想象，抒发不甘沉沦、追求理想的万丈豪情，这份逆境中的豪迈，足以与“诗仙”李白媲美，也让他“谪豪”之名实至名归。
人生从无坦途，有风有雨是常态，刘禹锡的人生风雨仍在延续。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年），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病逝，临终前将四个年幼子女、全部遗稿悉数托付给刘禹锡，这份托付，是知己间毫无保留的信任，是超越生死的情谊羁绊。彼时的刘禹锡，正遭母丧，护送灵柩归乡途中惊闻挚友噩耗，悲痛“如得狂病”，几近晕厥。但他强忍锥心之痛，即刻停下行程，星夜赶往柳州为柳宗元料理后事。面对挚友留下的孤幼，他毅然承诺“吾辈当抚孤成人”，将孩子视如己出，悉心抚养教诲，耗尽心力为他们撑起一片安稳天地。此后数年，无论仕途如何辗转、生活何等艰辛，他始终铭记承诺，不仅将孩子抚育成人，更耗时多年整理柳宗元散落的遗稿，字字句句校勘审定，终将《柳河东集》编纂成书，让挚友的思想与文墨得以传世。读至此段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何为知己？何为君子之交？原是不为名、不为利，只为道义相契、心意相通；原是危难时挺身而出，生死间信守承诺；原是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纯粹，是跨越岁月、不离不弃的坚守。这份情谊，如寒梅傲雪，如青松立岩，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温润而坚定的光芒。
大和二年（公元828年），刘禹锡奉诏回京，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，不久迁礼部郎中、集贤殿学士，重新进入核心官场。重游玄都观时，见桃花已谢、苔痕满地，他欣然挥毫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当年的打压者早已销声匿迹，而他历经沧桑，依旧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斗士，二十三年磋磨非但未磨平棱角，反而让风骨愈发坚韧。
此后，刘禹锡历任苏州刺史、汝州刺史、同州刺史等职。花甲之年任苏州刺史时，恰逢特大水灾，他“昼夜苦心，寝食忘味”，奏请朝廷开仓放粮12万石，疏浚太湖河道防范水患，更将祭祀经费用于兴学，与韦应物、白居易并称“苏州三贤”，获朝廷“政最”（政绩最优）的最高评价。晚年退居洛阳，被授太子宾客、分司东都（正三品闲职），虽身瘦发稀、常需艾灸，却在酬和白居易《咏老》时写下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豪迈诗句，那份少年般的热忱，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。
会昌二年（公元842年），七十一岁的刘禹锡与世长辞，赠户部尚书。他的精神从未远去，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的高洁、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的坚韧、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的倔强，早已超越时代，刻进中华文化的血脉。他的一生，是斗士的一生——二十三年贬谪辗转朗州、连州、夔州、和州等地，历任司马、刺史等职，却始终逆流而上、永不退缩；是实干家的一生，每到一处皆政绩卓著，以民为本的初心从未动摇；是重情重义的一生，以生命践行知己之诺，让君子之交的真谛熠熠生辉；更是诗人的一生，以生命为笔，以苦难为墨，在岁月长卷上挥洒出不朽诗篇。
人生逆旅，风雨无常。观古今之英雄，皆以坚韧之心，行非常之事。孔子周游列国，虽屡遭厄困，而志不渝，终成儒家之大宗；屈原放逐汉北，虽身陷困境，而心向光明，终留《离骚》之绝唱。刘禹锡用一生同样昭示：真正的斗士，从不是顺境中的骄子，而是逆境中的坚守者；真正的豪情，不是未曾经历苦难，而是历经苦难仍能向阳而生；真正的珍贵，不是锦上添花的喧嚣，而是雪中送炭的情谊。这位千年之前的“谪豪”，早已化作精神灯塔，指引后世之人在人生风浪中，怀揣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意气，守着纯粹真挚的情谊，吟着诗前行，活个坦荡、活个滚烫。（2026年1月13日写于家中）
作者简介：任永强，退休公务员，高级经济师。
